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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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5日发(作者：)

《中国翻译》

1999

年第

5

期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

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

谭载喜

　　翻译理论的健全和发展

,

有赖于人们对译学研究

的重视

,

有赖于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信息大流通、各国译论交流日趋频繁的世纪

之交

,

把比较译学引入译学研究领域

,

是译学发展的重

要标志。

中西翻译传统是世界翻译史上特色鲜明的二大翻

译体系

,

二者互为独立却产生出了彼此相同或相似的

许多翻译思想

,

但同时又因所属社会文化体系不同而

无不打上彼此不同的烙印。笔者认为

,

通过对属于不

同文化体系的中西翻译传统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

可

以对翻译和翻译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个更加本质的了解

和认识。根据这一理念

,

笔者曾就比较译学、中西比较

译论等问题

,

做了一些初步探讨

(

谭载喜

1998a;

1998b

)

。为了把比较译学、特别是中西翻译比较研究

引向深入

,

笔者现按同一基本思路

,

按比较译学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

,

对中西翻译传统作进一步的、更为系统和

全面的比较与探讨。本文作为首篇

,

拟先从总体对中

西翻译传统作一概括性比较。

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

148

年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

而在西方

,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

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

,

却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大

高潮的先导。因为

,

自安德罗尼柯开创西方文学翻译

的先河之后

,

一大批与安德罗尼柯同时代或随后的罗

马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修辞学家都投身到了翻译

,

如

饥似渴地把大量希腊史诗、戏剧等文学典籍翻译介绍

给罗马读者

,

从而在罗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希腊文化、

文学热。这些早期翻译家中包括与安德罗尼柯齐名而

被共同誉为“开创罗马文学三巨头”的涅维乌斯

(

Nae

2

vius,

前

270-200?

)

与恩尼乌斯

(

Ennius,

前

239?-

169

)

,

以及其他文学翻译大师如普劳图斯

(

Plautus,

前

254?-184

)

、泰伦斯

(

Terence,

前

190?-159

)

、西塞罗

(

Cicero,

前

106-43

)

、卡图鲁斯

(

Catullus,84?-54?

)

等

等。在翻译理论方面

,

中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是

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法句经序》

,

约作于

224

年

;

西方最早的翻译文论

,

首推罗马时期翻译家、修辞

(

Deoratore

)

《

学家西塞罗的《论演说家》

、论最优秀的演

(

Deoptimogenereoratorum

)

和说家》《论善与恶之定

(

Definibusbonorumetmalorum

)

,

分别作于公元前

义》

一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

①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

马祖毅一世纪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

1984:3-4

)

,

距今已二千余年。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

55

、

46

以及

45-44

年。中西相比

,

无论就翻译

(

笔译

)

实践或翻译理论而言

,

西方翻译传统的源起

,

都先于中

国翻译传统二百多年。当然

,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

,

二

百多年算不了什么

,

某个传统比另一个传统长二百年

或短二百年

,

也并不等于某个传统就一定比另一个传

统“先进”或“落后”。然而

,

它却能说明

,

在中西方各自

文化的历史发展中

,

西方文化比华夏文化更早地得益

于翻译文化的开发与发展。正如西方翻译史学家凯利

(

LouisKelly

)

所说

,

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

,

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

250

年罗马人里维

乌斯・安德罗尼柯

(

LiviusAndronicus,

前

284?-204

)

用

(

Morgan1959:271

)

,

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

距今更是有二千二百多年。可以说

,

不论是中国或是

西方

,

翻译的历史都相当悠久。

然而

,

尽管我国的笔译传统可以说起始于《说苑・

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

,

但《越人歌》只是一个孤立的

翻译活动

,

它并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我

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高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

,

一直到西

首先应当归功于翻译

(

Kelly1979:1

)

,

因为没有翻译就

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土壤上的发扬光大

,

进而也就

没有后世欧洲各独立民族文化的充实与发展。以上史

6

ChineseTranslatorsJournal

《中国翻译》

1999

年第

5

期

实同时也表明

,

作为两大世界级体系

,

中西翻译传统有

着互为独立的发展时间和路线。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的历史中

,

中西翻

译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实际上不存在

,

尽管中

西方的整体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即是说

,

特别是

在翻译理论方面

,

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

中西之间才出现某种交流

,

而且其主要表现形式多为

自西流向东。例如

,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

,

中西对于彼此翻译传统

,

尤其是对各自翻译理论传统

的知识

,

可以说无从谈起。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

纪初

,

随着西学东渐声势的日趋强劲

,

随着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的兴起

,

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学习

,

才

从科学技术全面扩大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宗教等

各个人文领域

,

其中也包括西方的翻译领域。人们不

仅大量译介西方科技、政论、文艺作品

,

而且也开始注

意到西方的翻译传统

,

注意到翻译对于西方文明的起

源和发展所发生的重要作用

,

并注意到西方独具一格

的翻译理论。例如

,

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和梁

启超在《论译书》的文章中

,

分别评论到近代西方译借

中国文化

(

马建忠

1894:1

)

和在整个西方文明中“

,

(

泰

西

)

格致性理之学

,

原于希腊

;

法律政治之学

,

原于罗

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

,

译希腊、罗马之古籍

,

(

梁启超

1897:10

)

等方面的情况。至于对西译成各书”

系

,

中西之间的区别之一

,

是“单一体系”与“多元体系”

的区别。在理论上

,

中国翻译传统的涵盖面

,

不仅包括

汉语言文化内的翻译

,

而且也应包括中国境内其他民

族语言文化内的翻译

,

如藏、蒙、维吾尔语言文化内的

翻译。但由于在所有这些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翻译传

统中

,

涉及汉语言文化的翻译传统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

因此它往往被当作了中国翻译传统的唯一代表

,

即狭

义上的中国翻译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

中国翻

译传统是一个“单一的”翻译体系

,

因为它自古至今都

发生在同一语言文化即汉语言文化的环境里。

西方翻译传统却与此不同

,

它起始于古罗马时期

,

经历了从同一“母”体系到不同“子”体系发展、演化的

过程

,

即从古代拉丁语言文化体系

,

向后世欧洲各个民

族语言文化体系发展、演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

,

西方

翻译传统是一个“多元的”翻译体系。

由于中国翻译传统是“单一”体系

,

集中发生在汉

语言文化这一个体系内

,

而西方翻译传统是“多元”体

系

,

分散发生在多个不同的“子”系如德、法、英语言文

化等“子”系内

,

因此中西两大翻译传统之间

,

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发展上的不平衡。具体地说

,

特别是当西方

翻译传统进入中世纪中叶以后

,

因为它已从“单一的”

罗马“母”体系扩大、演化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不同民

族体系

,

因此作为整体

,

它无论在翻译理论或翻译实践

上

,

都留下了比中国翻译传统更为丰富的遗产。

当然

,

此种发展上的不平衡

,

并非始终以一面倒的

形式出现。即是说

,

虽然从总体看

,

西方翻译传统有着

比中国翻译传统更为丰富的遗产

,

在许多阶段的发展

比中国翻译传统都更为迅猛

,

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

历史阶段

,

中国翻译传统的发展却可能优于西方的翻

译传统。例如

,

在公元前三至一世纪

,

当罗马人大兴翻

译之风

,

西方翻译传统出现第一大高潮的时候

,

大规模

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尚未真正开始

,

因此很明显

,

此时中

国翻译传统的发展不及西方。但从公元三世纪起

,

佛

经翻译开始在中国形成高潮

,

其规模是同期西方翻译

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

,

从公元三世纪至十世纪

,

在将

近八百年的漫长历史中

,

佛经翻译在中国高潮迭起

,

长

盛不衰

,

而在与此相应的许多世纪里

,

西方翻译传统却

陷于“愚昧黑暗的”时代

,

无重大发展可言。到了文艺

复兴时期

,

西方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

其

规模和影响都超出了中国翻译传统中与之对应的明末

清初的宗教、科技翻译。然而

,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

中

国的翻译又频频出现高潮

,

特别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

,

其来势之猛

,

规模之大

,

成果之丰

,

都在同期西方翻译

发展之上。

方翻译思想和理论的了解

,

亦可追溯到本世纪较早的

时候。例如

,

英国泰特勒

(

Tytler

)

《论翻译的原则》一

书

,

我国在二十年代开始有了介绍

(

罗新璋

1984:15

)

;

意大利克罗奇

(

Croce

)

的“翻译即创作”之说

,

也于三十

年代为我国翻译研究界所知晓

(

林语堂

1933:270-

272

)

。

二

如前所述

,

就整个翻译历史而言

,

中西翻译传统之

间的这种相互了解与交流

,

只是到了现代发展阶段才

开始出现。因为

:

从现有记载看

,

历史上中西方各次较

大的文化、商业、科技交流

,

如著名“丝绸之路”引发的

交流、唐代景教的传入、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

,

都没有

伴随出现有重要标记的翻译活动

,

就是明末清初由耶

稣会士主导的科技、典籍翻译

,

也只是局限于西语汉译

或汉语西译

,

其性质纯粹属于翻译的范畴

,

而非本文所

指不同翻译体系之间的交流。这就说明

,

至少在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的历史长河中

,

中西翻译传统

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

,

互为独立

,

互无交往

,

因而形成

了特色鲜明的两大翻译体系。

从宏观上看

,

作为最具影响的两大世界级翻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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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 翻译传统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