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焦虑症 有压力的中国人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转变时期，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以前人们安居乐业，如今却不安于现状，纷纷冒险致富。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是时候检讨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压力报告：

国人篇 压力是一个时代的焦虑。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积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


时代画饼的变化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为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到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适度压力是前行动力
过去30年里，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这就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长寿，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但比起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压抑，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诱惑更多了，疯狂购物、休长假、放单飞，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而网络上任何文体都可沦为解构对象，高人指路，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即回归简单生活。
人无压力轻飘飘。磨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只是要适中。

专家篇 自我期望值产生压力
作为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邱鸿忠教授每天都要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做心理咨询。邱教授认为，压力的确是眼下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但其本身是一个客观层面的东西“如果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压力，确实太泛滥了一点”。
邱教授分析说，压力有外源和内源两种，外源压力对每个人来说大体上都差不多，比如社会压力、单位压力。内源压力则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对自我的期望值都不一样，外源压力来自于工作的质和量两个方面，量指的是工作的超时，比如老师、警察、媒体工作者的工作很多时候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质指的是工作的更新，包括上级和老板对工作的要求，顾客、服务对象对工作的要求。邱教授认为，自我期望值是产生心理压力的主因：“如果你安心住几十平米的房子，那房子自然就不会形成压力；如果想住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住房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很重的负担。”

所以说，压力本身其实具备一定的客观因素，每个人对压力的应对方式、应对能力都不同，关键在于如何自我调节，现代人喜欢口口声声把“郁闷”挂在嘴边。觉得生活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邱教授却认为，郁闷有时候不一定是压力太大，很有可能是压力不够。

阶层篇 被恶化杀的“三明治一代”
发标后的黄健翔终于道歉，然而他仍坚持“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发泄”，这是最多人见证的高端发泄。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恶化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一本台泫杂志进行的“三明治一代”后更疲倦，更有压力，而经济问题则是压力及烦恼的首要来源。2005年广东省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当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

男到中年的梦魇
无法回避的是，男性依然在担当社会主导者的角色，特别是处于25——45岁这一黄金年龄段的中青年男性，更是女性、老人、孩子，乃至整个社会所依靠的中坚力量。
中年是一个临界点，事业蒸蒸日上，身体每况愈下，男到中年，房价猛涨，父母开始要定期光顾医院，妻子口水战不断，挣完奶粉钱，要马上开始攒学费。
多种角色的扮演，来自家庭、事业、社会的多重压力，正在使中年男性的身体遭受严重的透支。调查显示，66%的城市中年男性失眠、多梦、不易入睡，经常腰酸背痛者为62%，一干活就累的占58%；记忆力明显减退者为57%，脾气暴躁，焦急者为48%。
“核心家庭”的集体困境
“三明治一代”构成的社会中坚，往往又是一个又一个的青壮年小家庭组成的，这种由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被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称作“核心家庭”。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年轻夫妇大多不愿与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而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撑后，收入没有显著增长，支出却大幅增加。
尽管，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时，他们开始被迫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甚至打算卖掉还在还贷的房子，搬去和父母同住。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被上下两代恶化杀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另一方面，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却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群体篇 经济压力并不总是第一位
200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承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的子课题“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的压力状况，2000年8月份，课题组赶赴某国营大型矿业集团公司，对井下工人、下岗职工、教师、医生、中高层领导等十余种不同职业人群进行了46场座谈会和大量个别访谈后，获得参与者反馈调查问卷1408份，累计8545种压力，经过数据统计处理，课题组最终将这8000余项压力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10个方面89种引起压力的事件。
蓝领和白领：经济压力并非首位。
在各类工人九类压力源排序中，矿工把职业发展排在首位，然后是住房问题、工作特征。国企职工的排列是工作特征、社会环境和职业发展，而住房问题排在前三位之后，火车司机则将社会环境排在第一，然后是工作特征和职业发展。
如果将工作、农民、农民工简单归类为蓝领，将教师、医生、机关工作者等归为白领，则可以看到白领和蓝领人群对压力源排序是不同的。教师跟工人的排序正好颠倒过来，他们认为教学条件是最为主要的压力源。
蓝领工人则把经济收入放在压力源的首位，第二、第三位的压力源则是社会环境安全感和住房条件较差等。
农民：更期待平等。
农民则现多地把与当地村干部的关系和冲突排在压力源的首位，虽然土地承包了，但是各种各样的收费、集资摊派等，都由乡村干部直接向农民收敢，如果乡村干部自己假工济私，只惟上不惟下，不与农民谋福利，那么农民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相当强烈。
学生：学业压力始终第一
中学生应激事件压力源分为三类：第一类压力源的排序为学习压力，异性交往、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其中学习压力位于首位，第二位是异性交往的压力，特别是在中学里，异性交往是中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性的压力源。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生活事件，如贫富差距，官员腐败事件等，也都被中学生认为是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源。

附：30年中国式压力K线图（1976年——2006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历史新一页掀开了，政治高压不见了，生存压力接踵而来。
1977年恢复高考  下乡知识青年的大救星。
1979年伤痕   伤痕文学热
1982年家用电器热   冰箱、空调、洗衣机被称为家庭必备的三大件。
1983年严打风暴   许多交往过多个女朋友男朋友的人开始惴惴不安。
1985年5。19   中国足球5。19事件，足球事件上升为关系国家民族的政治事件。
1986年物价大涨   家家户户水缸里盛满酱油，水桶里储满盐。
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1988年下岗现象出现。
1990年，深圳股票热潮。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成为靓女择偶的第一要素。
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诞生。
1994年，通贷膨胀高企。 商品零售物坐指数上海超过了24%，是建国后计算这一指数以来的最高纪录。
1996年，高校开始收费。上大学由脱贫工具变成致贫之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奴元年。
1999年，高校扩招第一年、黄金周。
2000年，中国加入WTO、互联网泡沫。风险资金、26岁创业，35岁退休成为社会流行语，
2001年，电脑文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定义了文盲标准，不会看地图，不会使用电脑，也属住处时代的新文盲之列。
2002年，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
2003年，全民抗非典 还有可以吃的食品吗？
2004年，雅典奥运会金牌榜第二 2008年不拿第一，无脸再见国人。
2005年，超级女声 中国的少女都不见了，原来都参加选秀去了。
2006年房地产国十五条。　　来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