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谈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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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智商

智商分布带来的启示

关于智商各省排名的联想：
1. 如果各省的智商排名是正确的，一个大的趋势是北方的高于南方，或者说纬度高的要比纬度低的地区高；
2. 另外一个小趋势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高；
3. 生存压力大的地区要比生存压力小的地区高；这点同第一条是一致的，因为北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不适合人居住的，而且一年一收使得北方人偷懒不得，一旦收成不好就要想别的办法来生存，所谓穷则思变。

再谈IQ-美国篇

以上是我曾经写过的两篇关于智商分布的两篇博文，今天在youtube上看到了西安大略大学的Prof. Philippe Rushton的 Race and IQ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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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中文解释上面演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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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呼应的是另外一个英国教授关于人种智商的报道

专访英国学者：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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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的采访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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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著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林恩教授对造成这一结论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造成人种智商差异的原因是生存环境和基因。林恩教授首先注意到了加州大学研究脑量进化的专家杰里森的观点：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物种的智力进化受到了环境的重要影响，也是物竞天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动物们要想在恶劣的环境中成为幸存者，必须进化出足够大的脑容量，这样它们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得到的信息才能在大脑中进行充分的分析。 林恩教授认为，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到人类的进化中。在对诸多的数据分析后，林恩教授得出，寒冷的气候让人类得到了更大的脑容量。比如东亚人的平均脑容量为 1416cc，欧洲人的脑容量为1367cc,而撒哈拉地区的非洲人脑容量为1282cc。林恩教授称，寒冷的气候让早期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御寒。在寸草不生，动物也很少出没的冬季，寻找食物努力生存下去使得这些地区的人类获得越来越高的智商，以求不被大自然淘汰。

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冰天雪地中，却为什么没有最高的智商？

欧洲一些学者对林恩教授的结论的另一个质疑是，既然寒冷的气候让人类进化出最大的脑容量，并获得高智商，为什么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却是个例外。 这一点，林恩教授用基因突变解释这个问题。林恩教授说，在早期非洲直立人向世界各地移民进化的过程中，他们带着能够进化出高智商和低智商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人口发展快、人口多的地区得到进化的机会就更多。在寒冷的季节，低智商的人类逐渐被淘汰，而高智商的成为幸存者。 爱斯基摩人的人口稀少，控制智商的基因突变成高智商的机会也就小于欧亚人。直到今天，爱斯基摩人的总人口也只有5.5万人。

注：我在第一篇谈论智商的博文上谈论到了纬度高>纬度低(北方>南方)，人口密度高>人口密度低（上海>西藏），生存压力大>生存压力低（山东>四川）。这个理论放大到世界也是适用的，爱斯基摩人居住在高纬度且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所以比欧洲人的智商低；对比同样低人口密度但是低纬度的撒哈拉人，爱斯基摩人是很聪明的。

对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的采访

电话中，我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智商测试是一个人智力的准确、全面的反映吗？”

　　林恩似乎不加思索：“是的。”

　　我继续追问：“抽样式的智商测试能够准确描绘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总体智力状况吗？”

　　这次，他犹豫了一下：“总的来说，误差率在四到五个智商点之内。”

　　“那么，你认为智商是解释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因素、最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次要因素之一呢？”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也颇为重要。”

　　我把话题转向了中国：“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你说的中国人的高智商有关？”

　　林恩教授虽然年逾古稀，却言锋甚健：“几乎完全相关。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我对他的“几乎完全相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大多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均属欧裔移民的定居点，为何贫富程度却有很大差别？”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欧裔移民都是少数族裔，而欧裔移民占人口多数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国，也是最富裕的拉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一直管理不善。”

　　在林恩教授的另一本专著《智商与国富论》中，他仅仅列出了决定国家贫富的三个因素（根据重要性大小排列）：国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拥有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次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似乎在无意中承认：除了他过去说的三个因素外，还有一个经济管理好坏的问题。

　　我又把话题转回了中国：“你在新书中说，中国人智商高于欧洲人，你又说，智商是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因素，那么，为什么最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远远不如西方呢？”

　　林恩语速放慢、字斟句酌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不鼓励创新，甚至扼杀新思想、新创意，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灌输已有的知识和培养循规蹈矩的听话者，而非标新立异的创新者。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虽然基督教历史上也扼杀新思维，但新思想、新创意总能在互相竞争的国家中找到用武之地。”

　　无意之中，他又说出了文化问题、制度问题和创意竞争机制问题。

注：“国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拥有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还有一个经济管理好坏的问题”决定了国家的贫富。这个理论是一个崭新的观点。我总结一下就是说生产资料（自然的和人力的），经济规律和中央集权。而中国在这几方面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

而对于林恩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评论我不敢苟同，同西方比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是区别中国与其它国家的东西，这个文化是千年以来智者的结晶，不仅仅是地缘智商、基因智商和竞争智商，文化也是智商一个contrib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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